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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炯，前医院监护室的护士。现在，她是浙江省红十字会下属的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专职工作人员。昨天，她坐在记者面前，回忆起两个星期前一次器官捐献劝捐时，说了这么一句话，“其实，我当时已经做好谈崩的准备了。”
26岁云南小伙来浙打工
不幸遭遇车祸
何炯从事劝捐工作近2年，参与过二十几例器官捐献。“跟一般的器官捐献不同，这次是一位年轻的车祸伤员，在脑死亡但心脏不停跳的情况下进行心脏捐献，一般家属很难接受，不会同意捐献的。”她说。
但结果，“出乎意料地顺利”，家属不仅同意捐献亲人的肾脏和肝脏，也在心脏捐献知情同意书上签下了名字。这一次捐献，最后成功地挽救了4位快走到生命尽头的危重病人，他们中两位肾脏衰竭，一位肝癌晚期，一位心脏疾病处于终末期。
何炯告诉记者，跟大部分的器官捐献者一样，这次也是一位遭遇车祸的捐献者，26岁的小伙子，叫曾朝林，几年前从云南来浙江青田打工。
何炯回忆说，10月21日晚上接到青田县人民医院一位医生的电话，得知有位车祸病人，经过20多天抢救，虽然还有心跳，但脑功能已经永久性地丧失，非常适合捐献器官。
这位病人，就是曾朝林。
何炯连夜赶往青田，晚上10点多抵达青田县人民医院；第二天一早，在一间办公室见到了曾朝林的家人，两位哥哥、姐夫和侄子。朝林是曾家兄弟几个中年龄最小的。
“你了解你弟弟的病情吗？”
“知道的，医生说我弟弟已经救不回来了。”
按照规定，器官捐献必须在各种治疗措施都穷尽之后，才能进行；因为经济原因无法继续治疗的情况，是不被接受的。
“现在有这么一个方式，可以让你弟弟的生命延续，也能帮到别人，你们愿意吗？”
何炯告诉记者，通常这个时候她会暂时回避，给家属商量的时间。但在青田，曾朝林的家属没有多犹豫就同意了。
但是，曾朝林没有结婚，按照法律规定，同意书必须由父母签字。
48岁的大哥告诉何炯，他们的父亲已经去世，七十多岁的母亲在云南老家，弟弟出车祸的事，一直没敢告诉她。
一边是等待移植的患者，一边是尚不知情的母亲，一家人不得不把弟弟遭遇车祸的事，提前告诉老母亲。
因为老家派出所的传真机坏了，当天下午曾朝林的侄子带着一份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，坐上了前往云南的飞机。
“他到了昆明之后，又马不停蹄赶回家，那里路不好走，整整一天才到家。”何炯也被这一家人感动了，她告诉记者，一般捐献者家属，会提出与移植的病人见面的要求，但曾家人什么都没提。
家人说，希望弟弟救的
是个善良的农民
由老母亲签好字的同意书拍成照片，由曾朝林的侄子通过微信传到了何炯的手机上。
23日，已经脑死亡的曾朝林，由4位家属陪伴，从青田转运来到杭州。4位接受移植手术的患者早已等在浙医二院。
按照器官捐献知情同意书，医生将从他身上获取肝脏和肾脏移植给别人；但是，来到杭州后，何炯得知有位终末期心脏病患者，需要心脏移植，而且他的血型正好和曾朝林相符。
于是，在浙医二院的一间医患沟通室里，她跟曾家人又进行了第二次沟通。
这一次，她希望曾家人能同意捐献亲人的心脏，“我做好了谈崩掉的准备。”何炯说。
“为什么在青田的时候不跟我们提？”果然，曾家有人不解提出疑义。她还记得曾朝林的一位哥哥，表情特别别扭。
“需要心脏移植的这个病人，病情很重了，正好你弟弟的血型跟他相符，有机会救他。”何炯向一家人解释了心脏捐献的情况：捐献之前，不能拔掉患者的生命维持系统，因为尽管脑死亡了，但心跳还在，捐献的心脏不能停跳，否则就没用了……
听完解释，大哥和侄子首先点头同意了。但是，他们提了两个要求：第一，这个人要善良，最好是个农民；第二，希望能见一面。
“心是最重要的，捐给了他，相当于是我弟弟啊。”大哥这时心情特别激动。
但是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捐献家属与移植病人双方不能见面。
最后，何炯和曾家人找到一个折中方案，如果手术成功，日后可以通过她的电话，让曾家大哥跟这位心脏病人讲一句话。
最后曾家人在捐献心脏知情书上签下了名字。
“那就让我听听他的声音吧，我就想听他喊我一声大哥。”曾家大哥告诉记者，弟弟朝林人很善良，从不跟人吵架，他希望他的心救的也是个善良的人。
